乐博体育
[摘要]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历史上，留学教育在思想启蒙、文化传播、人才培养、社会变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本文根据我国留学教育的性质和特征，结合近现代史的分期，将近代以来的留学教育分为四个时期，分阶段进行历史回顾，评述各时期的历史贡献或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总结。
中国留学教育历史悠久，但政府有目的、有计划地制定留学教育政策，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始于19世纪中后期。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变革过程中，留学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积累了丰富的历史遗产，为今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1872年，清政府第一批留童30人从上海乘船赴美，拉开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史的序幕。此前，容闳、黄宽、黄胜三位青年于1847年在传教士的带领下赴美留学，有人以此作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肇始。但是，容闳等人留学美国，主要是一种小规模的个人行为，并不是有组织的政府行为。
中国近代留学生派遣和留学教育的兴起，是在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距下起步的。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在1840年中英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在民族和社会的双重危机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魏源在《海国图志》这部介绍西方社会和总结战争经验教训的书中呼吁“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命题的提出，是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前奏。
在晚清时期，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留学运动包括派遣留童、派遣留欧学生、留学日本浪潮，以及派遣庚款留美学生。
1854年，容闳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耶鲁大学）的中国人，从纽约启程回国。他回国后始终坚持“当使后予之人以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的教育理想，推动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的形成。1870年，容闳通过丁日昌向洋务运动领袖曾国藩提出了派遣学生赴美留学的计划。曾国藩当即表示同意，次年与李鸿章等联名上奏清廷并获准。1872年8月，第一批留童30人在留学生监督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的带领下赴美留学。此后三年，每年均按计划派出幼童留美，这四批幼童共120人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代公派留学生。然而，由于封建守旧势力的阻挠，绝大多数幼童没能按计划完成学业（仅2人大学毕业）而被提前撤回。1881年，剩余94名原留童分三批遣送回国，由容闳提出、洋务派促成的中美教育交流史上的这一项开拓性举措就此功败垂成[2]。
继幼童赴美之后，洋务派主持设立的福建船政局开始向欧洲派遣留学生。洋务派创办水师、船政学堂等新式学堂，以培养海军专门人才，增强海防力量。与此同时，他们提出“造材异域”，通过向造船、驾驶等方面技术先进的法英等欧洲国家派遣留学生，求得其知识技术，进而达到“自强”的目的。1877年初，由李鸿章领衔、三任船政大臣酝酿数年反复议定的《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上奏清廷，并获准颁布实施。这份章程详细说明了选派学生出国留学的必要性，明确提出了赴法国学习制造者与赴英国学习驾驶者的留学目标。是年，28名学生和艺徒从福州出发，开始留欧之行。福建船政局的首届留欧学生在1878～1880年间陆续回国，很快成为该局和北洋水师的骨干力量。后来，又陆续派出三届共49名留欧学生。派遣这批留欧学生目的明确，有利于针对需要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采用合适的教学形式。派遣章程还明确规定了华洋监督的职权和责任，对留学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3]。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惨败，被强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激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乐博体育。甲午战争促使晚清留学教育结束了20多年的徘徊局面，以异常迅猛的态势展开。留学日本成为甲午战争后留学教育的开端，留日学生从1896年的13名迅速增加到1904年的2400余人、1906年的12000多名，形成了规模空前的留日热潮[4]。留日热潮的产生及其发展的原因十分复杂。归结起来，一方面与清政府“以敌为师”、“师日制日”的留学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与日本政府推行的“吸引”政策有关。洋务派的张之洞在1898年《劝学篇》中专设《游学》一章，论述游学日本的必要性。他指出，日本迅速强盛的原因在于有一批出洋留学的人才，他还列出了留学日本的五大优点。是年，清政府将该书颁行全国。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言，力陈留学日本之必要。光绪昭谕军机大臣，确定了派遣留学生并且优先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国策[5]。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以“倍敦友谊”、“代培人才”为幌子，采取“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以达到逐步控制中国的目的。留日学生以读速成科和普通科为主乐博体育，多学政法专业，习军事者也不少，学习理工科者较少。由于不少留日学生在新思想的影响下，成立了一些以“排满反清”为目标的革命组织，清政府开始调整留日政策，对留日人数和资格水平作出限制，1906年后，留日热潮逐渐消退。
1908年以后，中国近代留学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以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吸引中国留学生为肇端，进而推动留学教育形成了多元化的新局面。1907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国会演说中，建议将所得庚子赔款退还一半，使清政府用于派遣学生赴美留学。这一政策建议产生的背景是，美国向亚太地区扩张，力图扩大其势力范围。加强精神侵略特别是利用教育的作用，对美国扩张其在中国的影响具有战略意义。翌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合批准《豁免中国部分赔款法案》。美国与清政府议定，自赔款开始退还之年起清政府每年遣送学生赴美留学，直至该项退款用完为止。1909年，第一批庚款生程义法、梅贻琦等47人赴美留学。这是继1872年派出首批留童之后，又一次有组织、较大规模的留美学生派遣，预示着新一轮留学欧美高潮的兴起。1909～1911年间，清政府共派出庚款留美学生196人。2．晚清时期留学教育的历史贡献
幼童留美、福建船政学堂留欧学生派遣、留日浪潮及早期的庚款留美运动，拉开了中国近现代留学教育的帷幕，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幼童留美计划虽然中途夭折，但是那些在美国学习了数年不等的留学生对近代科学技术的掌握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他们中不少人回国后成为中国近代在铁路、轮船、采矿、邮政、电报、海防乃至政治、外交、教育等方面第一批专门人才。留童中最著名的是詹天佑。作为京张铁路和其他一些重要工程的总工程师，他在中国铁路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开启了近代中国公派留学之先河，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对当时沉闷的中国社会在教育理念、社会心理、风俗时尚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总的来说，派遣留童的举措是较为成功的。由于容闳的历史贡献，他被称为“中国留学教育之父”。
派遣留欧学生的成效，整体上大于派遣留童。留欧学生回国后，在中国近代造船业、海军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中许多人在甲午海战中顽强抗敌乃至为国捐躯，成为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辉榜样。留英学生严复在学习军事技术之余，还关心西方的哲学和社会学说。回国后任职之余，他致力于介绍西方先进思想，开启民智，所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成为爱国志士救亡图存的理论根据，书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观点影响深远。
晚清大规模的留学日本热潮进一步打破了文化教育上的封闭状况，通过日本输入西学，介绍了先进文化和思想，促进了中国教育变革。更重要的是，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留日学生组织了政治群体，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们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作出了卓越贡献。可以说，1911年之前留学教育的最大成果来自留日浪潮，它直接为辛亥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留日学生邹容、陈天华的著作《革命军》、《猛回头》等为反清革命提供了精神武器，黄兴、宋教仁等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物。此外，陈独秀、成为中国的早期领导人，鲁迅成为著名思想家，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贡献卓著。辛亥革命前夕的庚款留美为新一轮留学欧美浪潮奠定了基础。早期的庚款留美学生中涌现了中国现代一批杰出的学者、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包括胡适、梅贻琦、竺可桢、赵元任、胡刚复，等等。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留学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民国时期。这一时期的留学教育深受政治局势的影响，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12～1927年，即民国初期和北洋政府时期。这一阶段政局动荡、战事不断，但留学教育在困境中不断发展。第二阶段为1928～1945年。北伐胜利初期，留学教育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留学教育发展趋于缓慢，陷入低潮。第三阶段为1946～1949年。抗战胜利后，由于内战爆发，南京政府对留学教育实行紧缩政策，则开始向苏联派遣留学生。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在革命洪流的影响和庚款留美的推动下，留学教育一度掀起了新的高潮。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窃取，很快进入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这一阶段，政府曾加强对留学教育的管理，如1916年颁布《选派留学外国学生规程》这一部较为全面的留学教育管理法规。但是，由于政局动荡，这一阶段留学教育发展很不稳定。此阶段留学教育的代表性成就体现在庚款留美、留法勤工俭学、赴苏留学三个方面。
为了解决庚款留美学生选派和培养中的一些问题，清政府于1909年设立了游美学务处，并于1911年建立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留学教育。辛亥革命后，清华学堂得到了较好的承续和发展。据统计，1912～1927年，清华学堂共派遣留美学生1013人，其中90％以上为高等科毕业生[6]。利用庚子退款派遣留美学生，具有不同于先前的留日教育以及同一时期其他留学教育形式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学习理工科者居大多数。庚款留美学生程度较高，大多接受严格系统的专业训练，有较多人取得了学位。他们热爱祖国，归国学生于1913年成立了欧美同学会，自觉担负起中西文化交流的重任。1915年，留美学生在美国建立了中国科学社（1918年移回国内），并在上海出版《科学》月刊，致力于普及科学知识，培养科技人才，推动科学研究。在留美学生中，涌现了一大批现代中国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先驱。
赴法勤工俭学是中国现代一场特殊的留学教育运动。在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的倡导下，大批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仅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留法勤工俭学人数就达1700多人。这些学生在既无官费或庚款支持又无家庭亲友资助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远涉重洋。他们以劳工神圣、工读主义为指导思想，分赴法国各地的大工厂和学校，在艰苦的环境中边工作边学习。留法学生中的一批人在留学期间积极了解法国工人状况，学习马克思主义，吸收十月革命经验，完成了从民主主义到的思想转变，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优秀员。
1924年，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民主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形成。在这种革命形势下，早期的赴苏留学浪潮应运而生。“以俄为师，赴苏留学”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新的留学热潮，十月革命的成功、中国的诞生、工农运动的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促使留学苏联的活动蓬勃发展。1921年，苏联政府在莫斯科创办了东方劳动者大学（简称东方大学），设有中国班等，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任弼时、罗亦农等百余名人员被选派前往该校中国班学习。1925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建立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以支援中国革命并推动世界革命的发展。截至1930年，中国共派出留苏学生2000余人，其中包括中国选派的、和选派的蒋经国、谷正纲。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留学苏联开辟了一条新的留学道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大批领袖人才。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于1929年宣布实施训政，制定了训政时期的教育宗旨和实施方针。政府加强了对留学教育的管理，制定了有关规程，留学教育趋于规范，留学生选派趋于严格，学生质量较前有较大提高。1930年代初至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教育、科学、学术进入了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时期，留学教育也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留学教育培养造就了大批高级专门人才。
但是，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直接阻碍了中国留学教育的发展。1932年公派出国留学人数为1002人，1937年抗战爆发，为适应战时需要，政府对出国留学从严控制，当年公派留学人数锐减至366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政府才调整留学教育政策。1943年，抗战胜利在望，出于为战后重建准备人才的考虑，教育部重新制定留学教育方案，规定此后五年内每年选派公费生1000名赴美英留学，并大力提倡自费留学。
这一时期，在庚款留美的影响下，欧洲一些国家开始退还庚子赔款，用于资助一些中国学生赴欧留学。
抗战胜利为中国留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契机。1945年，许多人在抗战胜利的鼓舞下选择出国留学，留学人数大幅增加。但是，次年由于内战爆发，留学教育再次出现低潮。1948年1月，南京政府以外汇不敷所用为由，宣布停止公费和自费留学考试，等于宣告了留学教育的终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中国开始有意识地派遣学生赴苏联留学，为新中国准备建设人才。这些留苏学生大部分是革命烈士子女，他们中一些人成为新中国年轻一代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