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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留学教育高潮出现于废科举、兴学堂的急剧变革中，其发展轨迹深受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从留学生构成与学科选择，到留学管理政策、留学国别趋向的演变，都形成了一系列相应的新特点。

　　废科举前，出国留学者为新学堂青年学生，士绅、官僚及女子留学风气未开。废科举后，留学教育突破社会阶层和年龄、性别的界限，大量负有科举功名者、乐博体育在职官员、亲贵子弟纷纷远游，女子留学也开始获得一席之地。士绅留学生既有众多的举、贡、生员，也包括不少翰林、进士。如甲辰（1904年）科进士73人（包括该科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和探花商衍鎏）、癸卯（1903年）科进士33人以及乙末（1895年）科状元骆成骧、戊戌（1898年）科状元夏同和等均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11]壬辰（1892年）科进士、翰林院编修蔡元培1907年6月自费赴德国研习哲学、文学、心理学、美学等，至辛亥革命爆发始返国。陈焕章也以进士身份留学美国。官员留学多为短期学Βιβλιοθήκη Baidu考察。如1906年5月留学教育，学部奏定各省提学使均须出洋考察学务三个月，然后到任。1907年底，外务部等奏派贵胄游学，并制定章程十二条。自1905年湖南省首次派遣20名官费女学生，赴日本实践女校学习师范、工艺科之后，辽宁、江西、奉天、江苏等省也陆续选派女学生留学日本。女子留学教育的兴起是废科举的重要成果。尽管清政府后来严格限制女子官费出洋，但“风气所趋，殊难强禁”，[12]自费留学者仍与日俱增。

　　清末六七年间是我国海外留学教育迅猛发展时期。留学国家以日本为主，遍及英、法、德、俄、美、比、奥等国。据统计，1905年，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即从上年的1300人剧增至8000人。次年仍居高不下。迄止1911年，赴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总计达38307人。[1]同一时期，赴欧美留学人数也有较大增长。其中，留学美国者有599人。[2]直隶总督陈夔龙1910年9月奏称，北洋每年留学经费约达十六七万两，先后派赴各国游学生共190名。其中日本150名，美国51名，英、比、德、法四国共24名。（注：政治官报[N]．宣统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折奏类第6页。这里留学生总数与分列数不符，当系留学两国以上者重复计算。）此外，还有大量难以确切统计的自费留学生。成千上万的学子骤然涌向海外求学并非偶然，这是由国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所促成的。

　　国内教育价值标准的根本转变，极大地调动了人们追求新学的热情，民间留学蔚然成风。时论言：“近日新学界中嵌崎雄玮绝特之士，莫不心醉东瀛，神往三岛。弗恤挥金减产，负笈远游，借以开拓限帘，助益思想”。[6]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认为：“日本战胜俄国，并非留日学生增加的唯一原因。还有一大原因，也可能是最大的原因，发自中国国内，这就是科举制度的废除”。[7]美国学者罗兹曼也把清末留学高潮的兴起归因于中国的教育改革。他指出，废科举后，清政府把“最高的报偿留给那些具有最广泛的国外教育经历的学人，长的是在日本或西方逗留3年，短的是1年。从此时起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的教育一直明显地具有外国取向的性质。”[8]其结果就是促使大批学生涌向国外。由此可见，废科举所引发的新旧教育的深刻变革，成为推动清末乃至此后留学教育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内在原因。

　　早期留学生多由地方督抚选派。“新政”前期，练兵处、政务处、编查馆、外务部以及管学大臣、学务处及学堂也参与选派事宜。由于留学生数量少，管理机构不健全，因而留学教育的管理缺乏统一性和规范性。废科举后，随着出国求学人数的剧增，强化和规范留学教育管理势在必行，学部的成立则为之创造了必要条件。1906年11月，学部奏定《管理日本游学生监督处章程》。后又根据留日教育的演变作了两次改订。在欧美，因留学西洋学生渐多，1907年仿日本之例，设置欧洲游学生监督处。1910年4月，学部又于英德法俄比五国各设一管理游学生监督处。1909年6月，为适应庚款留学生管理的需要，外务部、学部又制定赴美留学办法大纲，分别设立游美学务处暨驻美游学生监督处。这些举措使留学教育管理逐渐纳入统一有序轨道。

　　由于留学生来源广，其年龄层次跨度大。前述20名湖南留日女学生，年龄在20岁以上者13人，其中最大者已48岁，最小者仅14岁。士绅留学生年龄普遍较大。如：蔡元培首次留德已逾不惑之年；入读日本法政大学的进士、举人，平均29.1岁。留学生群体的多样性及文化、年龄层次的差异性对留学课程的选择产生直接影响。

　　这种状况的出现，除了受废科举、兴学堂之初清政府留学政策导向的影响外，主要是与留学者自身条件所限及主观选择有关。就前者而言，国内兴学需材孔亟，各省为了尽快获得师资和法政人才，大量派遣速成科留学生。“其始也，选择较为谨严，中学尚有根柢。毕业归国，其中不乏具有心得之士。各省兴学初，颇资其力。迨后考选之格渐失之宽，愿学之人亦日以众，甚至有应入小学堂之学生亦支官费习速成者。”[16]从留学者自身条件来看，传统士绅及其他留学生年龄偏大，所受经史教育与近代自然科学教育相差甚远，一时难以衔接，因此，“见夫法政等科可不必习普通学而躐等以进，于是避难就易，纷纷请习法政。”[17]此外，“新政”后期预备立宪对新式法政人才的需求及科举选士传统的巨大影响也推动了留学“法政热”的兴盛。

　　【内容提要】清末留学教育高潮兴起于1905年的教育大变革，其动因主要源于国内科举考试的废止及国外政策的吸引。从留学生构成、学科选择，到留学管理政策、留学国别趋向的演变，都形成了一系列相应的特点。持续不断的“留学热”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发展。

　　其次，就外部因素而言，日美等国留学政策的演变对清末留学高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留学教育作为国际文化交流和政治合作的重要途径与手段，只有在双方达成一定的默契和协议后才能顺利发展，持续而大规模的留学教育发展更是如此。这一时期中国学生之所以大量出国留学，除了受国内教育改革的推动外，还由于国外拉力的影响。日本地近费省，文化同源，并已初步实现高等教育近代化，这些都构成了吸引中国留学生的基本因素。更重要的因素则是日本调整了对华策略，积极吸引中国留学生。留日热潮“是随着日本人反复地保证、邀请和承诺而来的；是日本接待中国学生、军事代表团时，表示了热切和真诚，迁就他们的特殊需要，只有在这以后，留学生数目才大大增加”。为了争夺东亚的战略利益需要，日本政府从1898年就开始频频向清廷示好，劝诱张之洞、刘坤一等政要派学生赴日留学。“新政”改革实施后，日本为迎合中国留学生的教育需求，创办各类专门学校或留学生部，开设特殊课程。如宏文学院、日华学堂、东京同文书院、振武学校、实践女校等专为中国学生而建；早稻田大学设立中国留学生部；法政大学开办了五期法政速成科；明治大学建立经纬学堂，除开设预备科、警务速成科外，还举办师资速成科。据统计，1906年在日本，中国学生超过50人的学校就有50余间。[9]1907年8月，日本还应清政府要求，签订五校协议，规定自1908年起，15年内各校每年共招中国学生165名。日本政府的上述举措显然推动了留日教育的发展。

　　1909年1月，学部鉴于“近日游学日本入官立高等以上学校渐次增多”，以及“留学诸生大部趋重法政，愿习实业者少”，提出，此后自费学生考入官立高等以上学校，学习农、工、格致、医科者，遇到官费缺额，准予补充。[20]各处游学监督章程一致要求，游学监督应将学生成绩高下、功课勤情、旷课月日、品行优劣，每年咨报学部及各省督抚。规定，各类留学生应由监督处选定该国所认可的学校入学；入读官立高等及专门学校须由普通学校毕业，入学官立大学则须高等专科毕业；欧洲官费游学生，限定已入大学习医、农、工、格致四科之专门学者，习法政、文、商各科者，虽入大学不得给官费；留学期限至少三年，至多七年，逾期者即停止官费，除非是大学毕业后再加特别研究者；凡游学毕业生均须有各该管监督出具证明书，否则不得应国内游学毕业录用考试；凡有品行不修、学业不进者，经查明即勒令退学，咨回原省。留学管理政策的严密化虽限制了留学生数量的发展，但却有效地提高了留学生的教育层次，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留学实业教育的发展。据统计，迄止1910年底，留日肄业者已由原来的将及万人降至二千余人，其中，“以高等以上之学生为多”。[21]可见留日学生程度已趋改善。

　　在留学政策导向上，清政府一方面极力加强对留学生的思想政治控制，严防革命思想传播；另一方面则调整留学专业结构，促进留学教育的协调发展。1906年3月，学部开始限定长、短期留学者的选派资格；8月又规定，此后速成科学生无论官费私费、师范政法，一律停派。1908年10月，学部进一步要求，自本年始，嗣后京师及各省普通学堂以上毕业之学生，择其普通教育完备、外国语能直接听讲者，酌送出洋学习实业。凡官费出洋学生，一概学习农、工、格致各项专科，不得改习他科。以前自费出洋之学生，非入高等以上学堂学习农、工、格致三科者不得改给官费；其认习实业已给官费之学生亦不准中途改习他科。[18]外务部会奏赴美留学办法大纲规定：“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19]

　　“法政热”是清末留学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正式宣布废止科举前夕，它就已现端倪。1904年，中国留日1300名学生中，习文科（包括法政、师范和普通科）者达1100余人，学武科者200余人。[13]至1906年，留日学生“习速成者居60%，习普通者居30%，中途辍学辗转无成者居5-6%，入高等及高等专门者居3-4%，入大学者仅1%而已”。[14]速成科主要是法政和师范两科，学习年限为一年或一年半。1904-1908年，在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肄业的中国学生就有1885人，毕业1215人。[15]1909年清学部举行游学毕业生考试，录用225人，即有168人习法政科（其中出身举贡监者128人），占总数的65.88%（注：据该年《学部考试游学毕业生榜示》统计，政治官报[N]．宣统元年九月初九日。）。其后几次留学毕业生录用考试，合格者中习法政专业者均占60%以上。由此可见，清末留学教育专业结构严重失衡。

　　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发轫于19世纪70年代留童的派遣，继以赴欧、赴日留学，其间几经变迁，走过曲折历程。早期留学教育在造就国内急需的专业人才，促进西学东渐和社会风气转化方面曾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受国内科举改革滞后的影响，其发展极为缓慢。不仅赴童留学计划中途夭折，就是前往欧洲、日本留学者也为数不多，起伏不定。20世纪初年，科举制的改革与废止为留学教育扫除一大障碍。出国留学人数骤增，国别分布更广，学科构成发生显著变化。持续不断的“留学热”对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美国是最早接受中国近代留学生的国家，在清末吸引中国留学生过程中不甘落后于日本。当1906年满清五大臣考察抵美之际，美国教育界人士及时抓住契机，“对中国教育前途极为关注。其耶路（耶鲁）、干尼路（加利佛利亚）大学、威尔士女大学均愿赠给学额，惟须程度合宜，方可免收学费”。[10]端方返国后即从江南各学堂考选15名学生赴美留学。1906年3月，美国公理会牧士明恩溥向总统罗斯福提出，“退还”部分庚子赔款，资助中国学生留学美国，以培植亲美人才。1908年5月，美国国会决议减收庚子赔款1078万多美元，作为中国派遣留学美国学生的费用。规定，自拨还赔款之年起，前四年每年派遣学生约100名；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续派50名。该计划从1909年实施，清政府考选留美学生47名。其后两年相继派遣70名和63名。美国这一政策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中国留学生，也加强了美国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乐博体育。此后，英法德比等国也纷纷改变策略，吸引中国留学生，参与对中国的政治、文化争夺。这些举措对于中国留学教育重心的转移产生巨大影响。

　　摆脱科举考试束缚后，清政府转而以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作为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主要标准。由于国内新式学堂甫兴，师资乏人，一时不能满足培养各类专门人才的急切需要，因此，留学教育开始为国人所重视。“立政首在储材，储材必资游学”。[3]各省大量选派官费留学生，学习师范、法政、实业技术等学科。广西巡抚张鸣歧强调：“治桂要政舍援兴实业无从下手。路、矿、农、林均实业之大端，银行尤拓植之枢纽，而欲经营以上各项，若无专门人才办理，非虚靡财力，即徒托空言。”[4]他抵任后，即以培植专门人才为要务，两年陆续派遣官费留学生计16名，专赴美欧学习实业学科。清朝统治者尽管对留学教育心存疑惧，处处防范留学生传播革命思想，但也不得不承认，出国留学是废科举后之必然选择。如内阁会议政务处在议复整顿学务折中就明确指出：“中国论学于人伦道德最所注意，其余专门各科学，向时士大夫以为曲艺小道，不屑讲求，故实业反逊于外人。处此竞争之时，不能不遣留学东西洋者，势也”。[5]在这一时代潮流驱动下，清末实行一系列鼓励留学政策，直接推动了海外留学教育的发展。